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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果树起源最早、种类最多的原产地之一,果树栽培历史悠久,种质资源丰富,在世界果树生产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见栽培果树起源)。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果树古国之一。中国果树业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先秦、秦汉、魏晋至五代以及宋元至民国等几个时期。

  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人类在原始时期曾长期采食野生植物的果实随着农业的产生和发展,逐步使野生果树经驯化到栽培。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除依赖渔猎为生外,还采集植物以取得食物。北京周口店出土的朴树种子等就是例证。20世纪下半叶,先后在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果品实物。如西安半坡村出土的栗与榛(公元前4115年);浙江钱山漾出土的酸枣核、核桃、毛桃核(公元前2750年),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酸枣、甜瓜子、麻栎果等,都说明4000年前,即原始农业社会时期,人类还依赖野果充饥。

  公元前13世纪(商代),园圃已从大田分化出来,从河南安阳小屯发掘出的商代都城殷墟中,有大量用以占卜的甲骨刻辞,已认出的字中就有园、圃、木、果、桑、栗等;河北藁城台西的商代遗址中,也发现有桃仁,郁李仁和樱桃种子。证明中国商代已能利用较多的果树,并使部分驯化进入半栽培状态。同时,园圃雏形开始出现。其中最早栽培的是桑,甲骨文中蚕、桑、丝等字样出现较多,足证商、周时蚕桑不仅人工栽培,而且相当发达。长期栽桑,自然也会利用桑椹。栗、榛的驯化栽培也很早,周代(公元前11~前6世纪)曾以栗为行道树。古代最初栽培的果树常是一些多用途的树种,如桑、栗、榛等。

  西周至春秋时期(公元前11世纪~前5世纪)园艺开始作为一个经营部门出现了专门栽植果树的园和专种蔬菜的圃。《周礼》(公元前3世纪)中有“场人”的官职,“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收敛之”。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编辑记载了当时大量利用、栽培多种果树的事实。书中所记载的果树有:栗、榛、桑椹、枣、桃、梅、李、棘(酸枣)、甘棠(杜梨)、杜、檖(梨)、郁、薁、枸(枳椇)、苌椘(有人考证为猕猴桃)、棠棣(郁李)及葛藟等17种。其中桃、李、梅、栗、榛、桑椹、枣、棘及檖等都与“园”、“树”、“丘”等字有关,可以认为已经人工栽培。而枸、棠、棠棣、葛藟、497437、薁等叮能还是受到保护的半野生果树。与《诗经》同期或稍后的《尚书·禹贡》中提到“厥包橘柚锡贡”;《夏小正》从当时农耕物候的角度提到了杏。稍后的《山海经》中提到了山楂、木瓜和一种柿。这些都是人工栽培的果品。当时统治阶级用来祭祀、招待宾客的佳果已有桃、李、梅、杏、枣、榛、栗、栭(栗属)、柿、枳椇、梨、柤(梨属)以及柚、橘等14种之多。反映了当时果品在人们生活中已占有一定地位。在鲜食过剩时,还加工保存。如《夏小正》所记:“五月煑梅”、“六月煑桃”,指把果实煮熟后晒干保存。

  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大量使用,农业有明显进步,果树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荀子·富国》篇说:“……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量器)鼓”,已用“盆”来计量。北方的燕国虽不种田,但有枣栗之实,也可生活。《管子·立政》中提到“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俱备”,是富国五事之一。《管子·地员篇》中说:果树的栽培要选择各自适宜的土壤,如“五沃之土,……宜彼群木,……其梅其杏,其桃其李。”“五位之土……皆宜竹箭、枣、楸、楢、檀、榆、桃”。在《周礼·考工记》中也讲到:山林中宜柞栗之属,丘陵上宜李梅之属。在《荀子》中还强调只要“人善视之”,提高生产技术,加强管理,就能取得较好的收成。当时园艺比之农业,技术已较复杂,但并不繁重。如《吕氏春秋·上农》(公元前239年)提到“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圃”,认为让年长的人从事园圃,较为相宜。

  秦汉时期(公元前222~220年)秦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地主经济繁荣,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园艺中果蔬已开始专业分化。同时,随着中、外交往的发展,中国的果树向外传播,也使得本国的栽培树种增多。

  自战国后期至秦汉初,由于驯化栽培逐渐扩大,不仅果树种类增加,而且少数重要果树已开始出现品种。据《尔雅》记载,当时所用的果树种类已达到30种左右,枣约有10个品种,桃分山桃、冬桃;李分无实、接虑、赤李;梨有梨、檖、柤之称。果树生产也由园圃扩大而至山野,成为专业性生产。《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津之间千树梨,”可以富比王侯。又据《史记》的记载:“秦饥,应侯请发五苑枣栗”以救灾荒,可见当时果树业已成为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南海郡还设圃馐官,掌管岁贡龙眼、荔枝、橘、柚等南方果品。前汉时,对于有园艺技术的人和力田者同样可以获得重赏。《管子》:“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斤(金)一斤、直食八石。”由于果树技术受到重视,秦汉时,在果树栽植时期、方法、无性繁殖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淮南子》中说:“今夫徙移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汜胜之书》(公元前1世纪前后)中介绍了将十株瓠靠接愈合成一蔓,以增强株势,结出大瓠的技术,是嫁接的最早文字记载。在稍晚的《盐铁论》(公元前81年)中,提到了果树有大小年结果的现象。东汉时,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了果树移栽、修剪的时期及相应的技术。

  汉代国力兴盛,对外交往增加,远距离引种的最早记录出自《史记·大宛列传》(大宛今中亚),汉朝使者从大宛带回蒲陶(葡萄)种子,在肥地种栽。汉武帝(公元前111年)为了炫耀征服南越(今两广一带)的武功,在长安建扶荔宫,引种南方果树,如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和柑橘等,每种达百余株,由于气候殊异,屡引屡败。但汉代从伊朗、大宛及西域少数民族地区引来的葡萄、核桃、石榴、柰、扁桃和榅桲等落叶果树,都获得了成功,并逐步扩大至中原地区,在中国的西北部形成了次生起源中心,培育出许多东方系统的品种群。汉武帝的上林苑,方圆300里,是当时最大的皇家植物园,有名果异树3000余种。

  同一时期,许多原产中国的果树也开始向外传播。荔枝在公元前1世纪传至印度;桃、李、杏、梅、枣、枸橼等不仅东传到朝鲜、日本,也通过“丝绸之路”西传到伊朗等地,而后转传到欧洲。从新疆汉代楼兰和尼雅遗址出土的桃、杏、梅等果核和成排种植葡萄的遗迹,可窥见当时东西方果树交流的盛况(图2)。

  图2这一时期,南方常绿果树,如香蕉、枇杷、杨梅、荔枝、龙眼、橄榄、橙、金柑、留求子和椰子,落叶果树中樱桃、木瓜、林檎、山楂、柿、君迁子等,在《尔雅》、《南裔异物志》、《三辅黄图》等古籍中多有出现,并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如广州皇帝冈、番禺龙生冈、广西贵县罗泊湾等西汉墓中出土的有桃、梅、李、木瓜、酸枣、橄榄、乌榄,人面子,杨梅、荔枝、橘和柚等。可见汉时中国岭南境内果树栽培也相当兴盛。此外,四川成都凤凰山、湖北江陵凤凰山、湖北光化、山东临沂金雀山、银雀山、江苏连云港、湖南长沙马王堆、随州曾侯墓以及甘肃武威等墓葬中发掘出:李核、杏核、樱桃、林檎、梨、枣、枣核、梅子、杨梅、枇杷、栗、柿核和香橙等,当时在长江流域是常绿和落叶果树混交地带。

  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公元220~960年)这一时期传统果树栽培技术确立,形成了一些新的果树生产基地,果品商品性生产有所发展。涉及果树的史料有《广志》及《西京杂记》(5世纪)等,记述了当时的名果品种,如“广都梨”等。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学巨著——《齐民要术》(公元533~544年),其中第四集,专门叙述西周至北魏农业知识的大成,反映了当时果树生产技术书中开始分类,记录果树50余种,种下分述品种,仅枣就有31个。这部巨著总结了秦汉以来不少果树的栽培技术,说明不同果树须采用适合当地的繁殖技术。柰、樱桃宜用分株,石榴用扦插。记述果树的嫁接技术尤为详细。可以说明自从公元1世纪后,经过约500年果树嫁接已在黄河流域广泛应用。关于梨的嫁接,谈及接穗、砧木的选择、嫁接时期,以及如何保证成活等等,并有某些原理的阐述。由于嫁接的推行,果树品种也明显增加。《本草拾遗》中所记柑橘,就有米柑、乳柑、石柑、沙柑、朱橘、乳橘、榻橘、山橘和黄淡子等品种。对果园篱垣建设,《齐民要术》列有专篇,除采用柳、榆、荚榆外,特别提出以酸枣作绿篱。对果树大小年问题,在《齐民要术》中说了调节的办法。如枣树疏花,“候大蚕入簇,以杖击其间,振去狂花”,指出不打则花繁,结果少。另一方面,在早春时用斧背交错砸伤枣、李、林檎等树干以促其结果,如今中国北方一些小枣区仍旧采用。关于树体保护,当时已知在果树休眠期用火燎杀虫卵和蛹;对桃、李、梅、杏、枣等在花期熏烟防止霜害;对石榴等果树用蒲草裹扎防护越冬;葡萄则掘坑埋蔓以防寒越冬。关于果品贮藏和加工,在《齐民要术》中占有大量的篇幅,如葡萄、梨鲜果的窖藏,板栗的沙藏,枣的多种加工法,以及葡萄制干等等。从而构成了从种与品种分类的描述、采种、繁殖、栽植、修剪、保护、采收、贮藏和加工等一系列果树学内涵的雏形。

  到了唐代,果树栽培技术又有进展。韩鄂的《四时纂要》中提到“接树”和“树砧”的概念,并初步阐明了嫁接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近代所谓的亲和力,还提出嫁接所使用的工具。葡萄自西汉引入,直到南北朝时期一直采用种子繁殖,唐代开始采用扦插繁殖。根据果树冬季休眠与否来确定常绿果树的移植适期也始自唐代。值得提到的是《岭表录异》记载了用蚁来防治柑蠹。黄猄蚁能捕食20多种柑橘害虫,这是世界上最早,最著名的果树生物防治实例。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复归统一,农业有较大的发展。果树业也有长足的进步。一是部分南方常绿果树北移驯化成功,形成了新的生产基地,如太湖洞庭东西山的柑橘产区,陕西关中的杏、柿产区,在长江南北广大地区,梨、桃、枣、栗、梅、柰等已有了大面积生产,并作为商品出售。《全唐文·对梨橘判》谈及当时“郑州刘元礼载梨向苏州,苏人宏执信载橘来郑州”贩卖,反映当时果品已经成为商品性生产。二是原来只是野生的一些果树如猕猴桃、香榧等开始栽培,引种交流也进一步扩大。段成式《酉阳杂俎》介绍的木菠萝、海枣、阿月浑子、无花果和油橄榄(齐敦果)等外国果树,都是前所未提及的。刘询的《岭表录异》(877年)中所提到的椰子、倒捻子已在中国南方栽培。作者还记载他在广州城内亲见海枣大树。当时无花果、阿月浑子、扁桃等已在新疆广泛栽培。此外,原产中国的桃,在公元前1世纪传入伊朗后,在西亚和南欧广泛栽培,并选出了黄桃品种,公元625年又由康居国(现土耳其斯坦)把选育成的大黄桃献给唐高祖李渊,返传回中原地带,开拓了新的市场。三是唐代果树用途进一步得到开发,有多种果树的果实或种子作为药用,各地名产随之广为传播,扩大了国内市场的范围。

  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公元960~1948年)这一时期国内外农业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果树品种交流和果品贸易进一步扩大,果树原有产区不断扩展,并形成了一些新的产区;传统果树栽培技术趋于完善,得到了总结和提高,出现了多种果树专著,并为中国果树业的现代化做了一些准备。

  早在唐代日本遣唐使就由海路带回去中国的桃、梅、杏、枇杷、枣、银杏、柑橘、葡萄和石榴等多种果树;桃、李也在唐代传至印度。宋代海运远较唐时发达,国内外果树交流得到加强。10世纪中,林檎传入日本;13世纪枇杷传至印度。当时,东南沿海的福州和泉州是著名的水果产地,有荔枝、龙眼、佛手柑、香蕉、橄榄、杨桃、枇杷、金柑等名产。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12世纪)果志部分就记述了50多种南方果树。福建大量生产的果脯是对外贸易的传统货品;荔枝也外销,“东南舟行新罗(朝鲜)、日本、琉球、大食(阿拉伯帝国)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1974年在泉州湾发掘出一艘南宋木构海船,发现有椰子壳、桃、李、杨梅、橄榄、荔枝的核和银杏种壳。据《东京梦华录》(1147年)等文献记述,宋代都市中出现了专门经营果品的行市,其中有南北干鲜果品、蜜饯等。银杏古树中国各地皆有,不乏千年以上的老树,其中以山东莒县浮来山定林寺的最大,树龄相传已在3000年以上,干周达15.7米。据此,银杏在中国栽培历史应相当久远,但直到宋代当时首都开封栽培后,才引起重视,其名称首见于元代王祯的《农书》。原产中国的杨桃、金柑、佛手柑等都是在宋代才普及。外来的扁桃、无花果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在中原地区大量栽种,例如,无花果在明初朱499439的《救荒本草》(1368年)中列为救荒植物。番石榴也是在当时从国外引入的;而木菠萝则是从东南亚引进。

  明清两代基本上处于统一安定的环境,东南沿海一带大小城镇的兴起,商品发展的刺激,果树栽培也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国内外果树交流和果品贸易更加频繁。原产中国的杏、荔枝和柿,于17~18世纪从欧洲被转引至美洲,而美洲所产的热带果树也在此期由海路引种到中国。如杧果虽早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文献中就有记载,但正式引种是1561年从荷兰引到台湾;菠萝、番木瓜是17世纪从葡萄牙引至中国南方;番荔枝传至台湾是在1614年。这一时期中国传到日本的有无花果,核桃和中国樱桃。

  明清两代原来的果树产区得到了迅速扩大,新的产区也不断形成。例如珠江三角洲成为柑橘、香蕉和荔枝产区,并不断扩大。《广东新语》(1700年)载:广州堤岸皆种荔枝、龙眼;广东定安县(现属海南省)出现栽植5万株槟榔的商品果园。品种数量也显著增加,如宽皮橘类的品种在历史文献中著录的共117个,其中明清两代文献中占74个。一些著名的地方品种也相继育成。山东莱阳茌梨,上海水蜜桃在明代已育成,并由此形成莱阳梨产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水蜜桃新产区;肥城佛桃出现于清代中叶,这些品种流传至国外后,对品种改良起了重要作用。早在明代,日本从中国浙江天台山带去广橘、乳橘、瓯柑等种子,在鹿儿岛播种,后来选出了无籽的柑橘,称为“温州蜜柑”。

  汉代有关园艺和种树专书或专篇,是秦汉时期果树生产的经验总结,可惜大多已失传。唐代果树著录较多地见于“本草”,在南朝陶弘景(456~536年)的《名医别录》后,又有《唐本草》(659年)和《平泉山居草木记》(8世纪)等。宋代起不仅仍有关于记述果树的农书、本草连续出现,而且开始了单一果树专著的刊行。北宋蔡襄的《荔枝谱》(1059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专门谱志。其后又有《增城荔枝谱》、《蒲田荔枝谱》等,可惜都已失传。韩彦直的《橘录》(1178年)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柑橘专书,记述了浙江温州一带柑、橘、橙等品种27个,还论及种植、病虫防治、采收、贮藏、加工方法等。元代有柳贯的《打枣谱》(1300年前后),记载了枣品种13个。水蜜桃名称最早见于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至清代始有褚华的《水蜜桃谱》(1813年)问世,书中除谈水蜜桃特点外,还详述栽培、换接以及除虫方法等。

  自唐末开始出现果树专谱到清代共有19部,其中明清成书的占12部。在有关荔枝的9部专著中,陈鼎的《荔枝谱》(17~18世纪间)除福建外还补充了四川和两广的品种,共计43个;广东人吴应逵的《岭南荔枝谱》不仅记述了广东当时的品种,而且还有总论、种植、节候等内容。稍后,还有赵古农的《龙眼谱》(1829年)和王逢辰的《槜李谱》(1857年),都是地方品种专著,记述了当地的栽培历史、管理与病虫防治等经验。此外,南宋的《桂海虞衡志》和同期周去非的《岭外代答》(1178年)也都描写过不少南方果树及其品种。

  宋元明清对一般果树的栽培技术主要散见于各时期的农书。《分门琐碎录·接果木法》载:“生木之果,八月间以牛滓和,包其鹤膝处如木杯,以纸裹囊之,麻绕令密致,重则以杖柱之,任其发花结实。明年夏、秋间,试发一包视之,其根生则断其本,埋土中其花实皆安然不动,如巨木所结子。”故空中压条被西方称为“中国压条”,从13世纪初,中国首创特殊高空压条繁殖法以来,至今仍是福建省荔枝、龙眼的主要繁殖方法。嫁接技术在王祯《农书》(1313年)中,全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把这一技术推向新的高度,扩大了应用范围,增加了嫁接方法,共列举了身接、根接、皮接、枝接、500440接(即今之方块芽片接)和搭接6种方法。果树管理方面,古代对修剪还没有重视,宋代开始明确提出删剪不能开花、结实的繁枝、令其通风透光,以及应从落叶后开始冬剪,使落叶果树的修剪期与物候相结合。明代《便民图纂》(1502年)上说:葡萄“待结子架上,剪去繁叶,则子得承雨露肥大”又新增了夏季修剪。南宋吴怿(一作吴櫕)在《种艺必用》中说:“栗采实时,要得批残其枝,明年益茂。”因为板栗主要依靠结果母枝结果,当年结果后,一般次年不再开花,除去一部分弱结果母枝也是一种调节大小年的措施。但直到元代才明确提出果树应删除低下小乱枝条,不使分力,结果自然肥大的经验,以及用断根来调节结果的措施。到了清代,对克服大小年的认识又有提高,开始有“歇枝”的提法,并在荔枝树上采取部分轮换结果的办法。对果树如银杏、杨梅等有雌雄异株的认识,始于宋元,提出应雌雄配植或补接雄枝的办法。关于贮藏方面,北宋苏轼的《格物麤谈》(11世纪)中明确记载了最早的自控气调法,即将橙等水果密封于竹筒内保存,可贮藏2个月左右。稍后南宋郑樵的《通志》(1161年)中也谈到以蜡封其枝,贮藏荔枝的方法。以后,元代用新瓦罐收藏石榴用纸10余层密封;明代贮藏荔枝、橄榄都认识到密封贮藏保鲜的良好作用。明代王世懋的《学圃杂疏》(1587年)所述栽培果树的方法都是其实践的记录,如对花红、核桃、葡萄、石榴引入江南后的反应多有所观察和记载。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年)虽是药物学著作,所记果树多达百余种,对名称考订尤为周详,并将果树分别归类关于栽培技术和加工方法等也有记载。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年)在果谱中列有“首简”,相当于果树栽培总论,内容有果树分类、播种、移栽、扦插、嫁接、靠接、压条、施肥灌水,采收、贮藏和果品加工等,接近于现代果树栽培学。并开始出现“苹果”的名称,指出“柰”是中国苹果的古称。也首次提到类似滴灌的细流灌溉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继《齐民要术》后,又一部综合性大型农书。其中果部记述了近40种果树的栽培方法与原理,不仅吸收了前人的经验,还增加了作者的第一手实践资料。从果园绿篱建设谈至采收、加工。特别是对嫁接原理、修剪理论、授粉树配置等均有重要补充。清代最后一部涉及果树较重要的著作是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初次刊印于1848年,作者考订了历代古籍上的有关农作物(包括果树)的名称,描述其形态、用途及产地,绝大多数是经实地考察或访问的记录,可算是本草的继续。

  19世纪中叶,东部沿海城市迅速扩大,工商业兴起,人口增多,果蔬的需要也激剧增涨,加之交通的相应发展,主要果树产区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以地方名特产品的商品性生产开始形成。如河北鸭梨、山东莱阳茌梨、安徽砀山酥梨,陕西、河北的仁用杏,河北、山东的板栗,山西、河北、山东的枣(晋枣、金丝小枣、圆铃枣等),长江以南的柑橘,广东、福建的荔枝、龙眼,长江三角洲的水蜜桃,山东肥城桃、佛桃,江苏洞庭的枇杷等,多成为国内市场的大宗商品。新疆吐鲁番、山西清徐、河北宣化、山东平度已成为当时中国四大葡萄产区。清末,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水果商店均以各地名特产品招揽顾客。

  由于海禁开放,也引入了不少果树种质。1871年美国传教士从美国引种到山东烟台的苹果品种13个,洋梨18种,甜樱桃及葡萄多种;1892年华侨张振勋在烟台筹办张裕酿酒公司,1894年从欧洲引种酿酒葡萄品种数十个。20世纪初,各地分别从俄、日、德等国引入苹果品种100余个,还有欧洲李、无花果等品种。1919年,华盛顿脐橙传入中国;1927年,南京金陵大学引入美国洋梨品种21种,薄壳山核桃8种以及抗寒的枳橙杂种。这些优良品种在中国不断传播,随之出现了一批以现代方式经营的大果园。在果树生产发展和国内市场不断开拓的同时,中国原产的一些果品也开始大量外销。

  为了适应果树业发展的需要,1908~1909年在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开始设有果树园艺课程。由于果树园艺人才缺乏,于1917年派人至日本学习园艺。1921年南京成立东南大学,其农科中始设园艺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1921年开设果树、蔬菜、花卉课程。其后杭州浙江大学、西北农学院、山东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岭南大学、四川大学等先后在其农学院内设立了园艺系。同时,各校还相应设立果树试验场,开展品种试验、苗木繁育和栽培技术等研究。这些都是现代中国果树业人才培养的摇篮。19世纪末,开始出版的《农学报》陆续翻译国外农书、农报,其中介绍园艺、林业的凡15种。其后又有《园艺新报》和一些专家学者对果树集中产区的考察报告。1934年,中国园艺学会出版第1期《园艺学报》,刊出果树等专辑。这些都为中国果树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脚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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